杨广为晋王时，曾在江南待过十年，对江南的感情很深，即位后，共三次巡幸江都。

第一次是大业元年出发，次年四月返回。

他这次的巡行江都，是率船队二十万，从洛阳通济渠南下，经邗沟抵达的江都，主要是通过新开通的大运河巡游，炫耀国力，江都自此正式成为隋室在江南的统治中心。

第二次是大业六年三月长安出发，年底返回。

这次的巡游，他先是巡行了帝国的西北边地，即今之青海、甘肃，然后转道到达的江都，沿途接见了西域二十七国的使者，展示了“万国来朝”

的盛状，江都成为了外交的舞台。

第三次是大业十二年七月从长安出发。

这次巡游，是为躲避北地四起的民变，到了江都后，他便留在了江都，迟迟不归。

如果说前两次巡游江都的时候，杨广是雄心勃勃，豪情万状，一如他定下的新的年号，要建立他的“大业”

，那么第三次则是灰心丧气，惶恐不安。

江都的繁华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恐惧，民变的阴云如影随形，昔日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

可也正因为此，他第三次，也就是前年开始这次的巡幸，使他到了江都后，荒淫益甚。

在他江都的行宫中，他设了百余房，各盛供张，内中填充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

王世充之前的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他与萧后及宠幸的姬妾日日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

然而醇酒妇人，终是难消惶惧，他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到入夜不止，贪婪地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杨广多才多艺，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

因引满沉醉。

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

后惊问故，他笑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长城公，便是南朝陈的后主陈叔宝，其为吴兴长城人，死后被追赠长城县公。

陈被隋灭亡后，隋待陈叔宝不错，没有杀他，反而优待有加，他在洛阳又快活了十六年，之后才病死。

随着海内局势的越来越乱，尽管长安、洛阳，包括江都朝中，不断有大臣谏言他赶紧回去长安坐镇，天下尚可救之，他却置若罔闻。

从出生他就锦衣玉食，没有遇到过挫折，如今面对危机，他因此选择了逃避。

不仅无心北归，沉溺於声色犬马，试图在醉生梦死中忘却现实的困境，并在前时，他甚至作出了一个想当然的决定，欲都丹杨，保据江东，遂命群臣廷议之。

内史侍郎虞世基等江东人，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为首的北地人，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

两下争执不休，赵才恼怒而出。

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进言说：“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恐亦将散乱耳。”

御史弹劾李桐客谤毁朝政。

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

定都丹阳，保据江东此议因乃得定。

杨广乃命治丹杨宫，将徙都之。

却这杨广此意，实一意孤行，既无深谋远虑，亦乏审时度势。

虞世基等江东人，当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地位，可朝中的那些北地大臣，还有从驾在江都的骁果将士也多北方人，他们对江东并无归属感，父母妻子都在家乡，他们怎么可能会愿意跟着杨广从此留在陌生的江南？

加上江都粮尽，物资匮乏，果真是如李善道与魏征等人所说，朝中的北地大臣、从驾的骁果将士，人心思归，见杨广无西还之意，便乃大都私下商议叛归，军心浮动，士气低落。

郎将窦贤帅所部西走，杨广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

扶风人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素有宠於杨广，杨广相信他，使他领骁果屯於东城。

司马德戡与所交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相谋，说道：“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向皇帝禀报，恐先事受诛；不禀报，於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

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如我辈家属也叛，我辈岂不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