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周六雪都没能化完。

我们站在CET4考场外时，阳光淡薄如雾，那丝若有若无的热量兴许比不上你哈出的一口气。

但空气干燥无比，以至于脚下一团团癞疮般的薄冰被溜风打磨得锃亮。

雪就堆积在水泥路两侧，团着白桦和松柏，肮脏而坚硬。

一如记忆中所有的雪，一如记忆中所有的冬天，这种坚硬总让人怀疑眼下的日子是否会有一个尽头。

早在周一晚上母亲就说了，“雪不知啥时候能停，停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化。”

她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你总不能老在家里耗着。

当然，周二一早雪就停了，母亲押我到步行街买了件羽绒服后，又大方地允许我挑了双篮球鞋。

这让人有些过意不去，想到她即将到来的生日就更加过意不去了。

在老南街等肉夹馍时，母亲幽幽地表示还是当小孩好，“这当爹妈啊，一年到头也没谁给你添块破布。”

这么说着，她似笑非笑地瞥了我一眼。

暑假过后母亲便再没提过奖学金，或许也没必要，毕竟有老贺。

问题的关键在于卡里那点钱并不会因为是否被提及而在数额上有任何变化，买礼物永远是件焦头烂额的事儿，何况去年的东方双狮表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夸张的魔咒。

我抖抖脚上的雪，刚想攒句俏皮话，那个三谷木屉却神使鬼差地蹦了出来。

这样一个银装素裹的上午，连往日狭窄破落的小巷都难得地焕然一新，炖肉锅隔着毛玻璃咕嘟作响，空气清冽得只剩下氤氲的肉香。

于是我用力吸了吸鼻子。

吃完饭不到十一点半，母亲把我送到了平海广场。

在那里，将有一辆开往平阳的顺风车。

车主也算熟人，姥爷师兄家的二闺女，以前在一职高教书，四十来岁就办了离休，现在的身份是戏曲协会一个什么理事。

当然，再熟到我这儿也会变生，此人我拢共照过几回面，印象中也就是个圆润的中年胖妇女，至于怎么就与戏曲发生了化学反应，恐怕得问老天爷。

等车的功夫，我和母亲在广场上溜达了一圈儿，不知怎么就谈起了戏曲协会。

我问戏协管不管剧团。

母亲说也管也不管，“实际上连指导都谈不上，正儿八经管事儿的还得是税务工商。”

“文化局不也管？”

我把雪踩得咯吱咯吱响，稍一停顿又纠正道，“文体局。”

“那可不，许可证啦、演出备案啦都归它管，”

或许母亲愣了一下——我也说不好——她整张脸被红围巾包得严严实实，只露着一双眼睛，“多新鲜啊。”

我不知说点什么好，只能埋头走路。

母亲却停了下来。

她环顾四周，扒下围巾吐了口气，半晌才说：“你说说，你个学法律的反倒问起我来了？”

“啥？”

我摊摊手。

母亲白我一眼，没说话。

我只好笑笑，脚尖在雪地里拧丁许久，最后说：“它们手伸得可够长。”

“你呀。”

母亲笑着捣捣我，重又拢上了围巾。

天很白，地也很白——白得晃人眼，不远嬉戏的闲人们倒是五颜六色。

好一会儿，母亲叹口气，又捣了捣我：“你呀，别老皱着个眉。”

是的，我喜欢皱着个眉，就像全世界的苦难都压到了肩上，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