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红觉得母亲一碗水未端平，把儿子当亲人，把媳妇当外人。

久而久之，彼此的矛盾不可调和，母亲去了大哥家，她“罢工”

了。

无奈之下，我托人从乡下请来了一位保姆，虽然家里的开支增大了，但好歹孩子继续有专人照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电台播音部突然新来了一位姓易的男播音员，年龄比我大点。

我问叶老师，她也不清楚来龙去脉。

而易播音员与我们并不做深入交流，显得有点神秘。

两天后，马副台长召集播音部开会，会上，他介绍说，新来的易播音员，是吉局长亲自物色和选调的。

马副台长强调，易播音员的加入，进一步解决了我们男播音员的人才缺口，我们要感谢吉局长对电台工作的支持和重视。

此外，为了贯彻和执行吉局长在全员大会上的工作要求，经台领导研究决定，播音部也要改变和创新工作机制。

大致方案是：播音员实行保底加浮动工资制，保底工资根据个人的工龄长短确定，浮动工资就是以播出的稿件数量和播音时长来计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记者部可以根据每名播音员的实力和水平，指定播音员录播稿件。

马副台长最后友好地对我说：“你应该不用太担心吧，这点工资对你来说算得了什么，这里面就你有广告创收实力，堤内损失堤外补，你原来是既要播音又要跑业务，两头忙，现在人员充实了，可以放心大胆出去搞创收拿提成了，抓住机会好好干呐！”

我哑口无言，配合着他笑了笑。

文台长曾经做过记者部主任，我明白，记者部可以指定播音员播发稿件，所包含的“内在语”

，这无可非议，加上易播音员的社会关系。

显然，这场内部竞争，我毫无优势可言。

我的预感是对的，署名指定我播出的稿件寥寥无几，叶老师和另外两位女播音员的工作量没什么影响，易播音员只端走了我的“播音饭碗”

。

庙小和尚多，我只有看看能否在外面接点私活了。

哪儿都不缺聪明的人。

不久，我发现外接主持的一点私活，也被易播音员夺去了。

外面单位来请主持人的活儿，文台长都指定给了易播音员，原因是要给新进的人才提供更多机会出去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