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聚餐都是选在偏僻小巷里的小酒馆，菜是土菜，酒是本地酿的散酒，点菜都是本着少荤多素的原则，印象最深的必点荤菜是莲藕骨头汤，莲藕偏多，骨头没肉剔得很干净，鸡鸭鱼基本不点。

都是年轻人，聚餐的本意不是为吃好菜，也吃不起，大家都在异乡，只是图个热闹亲热。

因为毛哥是我工作的“点拨人”

，我对他的谢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吃饭时我都是挨着他的身边坐。

我的酒量自那时起大增，这有遗传的因素，还有气氛宽松自在的原因。

在酒桌上，我知道了毛哥失去父亲的时间比我还早，他是独子，母亲在乡下，身世也苦；小陈家境尚可，但在家游手好闲打架斗殴，被家里驱赶出来工作的；两个大学生，家在农村，通过刻苦学习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

，却苦于没有背景关系，只能被乡镇企业“挖”

来了。

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我们一起醉过、哭过，还一起在深夜的街头并排撒过尿，大声吼过歌，这既是一种情感发泄，也是一种对现实无奈的表现。

我们喝酒一般闹得比较晚，我不敢回旧旅社吵醒魏大爷起床开门，加上我也畏惧酒后一个人在宿舍太孤独，所以我喝酒后都是去他们的宿舍挤着睡。

那是一段亲密无间、风雨同舟的岁月，谁感冒了，有人帮忙买药打饭；谁的饭票不够了，有人拿出饭票匀着吃；谁的被子单薄，有人拿来被子同睡一床；谁喝酒吐了，有人帮忙擦洗照顾……大家彼此爱护、真诚相待，互相给予着温暖与关心。

那些年的错过与没错过十三与小陈、毛哥和两位大学生的相处相聚，不管多么高兴豪放，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工作上的事情一律不谈，比如谁的工资有多少、哪个人又加了工资、厂里准备下发什么文件、干部有什么变动等等。

没人教过我，我自己记着一句话：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需要沉默的时候别乱说。

李科长对我的观察是仔细的，我踏实肯干兼具一点悟性，还有保密意识和责任态度，赢得了他的好感。

年底了，工厂全年的销售情况不错，领导自然高兴，准备到乡下鱼塘购买一批鲜鱼，一是答谢上级各部门的工作支持；二是全厂加餐改善一下伙食。

本来是由厂工会具体办理，但丁厂长要求财务科派一人，现场监督。

于是李科长派了我去执行这个任务，我有些纳闷却又似乎有所明白。

冬天的上午气温依然偏低，要等到午后渔民才下水捕鱼。

午饭后，由厂工会领导带着一名下属、一名厂办人员、卡车司机和我，前往离镇子20公里的乡下鱼塘，卡车驾驶室只能坐三个人，我与厂办人员蹲在没有顶盖的车厢后面，阳光无力穿透云层，太阳时隐时现，走出镇子，寒风开始吹得耳朵生疼，我们蜷缩成一团，用嘴里的热气不断地哈捂着双手，两旁光秃秃的树丫慢慢往后移动，灰蒙蒙的田野空旷寂寥，偶尔的阵风把地上的枯草和树叶卷向空中，卡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村道路上，我们坐在冰冷而生硬的“摇篮”

里。

上下颠簸，七弯八拐，等我们摇晃到鱼塘附近，已是下午两点多了，舍近求远来到这个鱼塘买鱼，应该是“关系户”

。

我们一行下车走向鱼塘，鱼塘边有一群人穿着下水衣正在整理渔网，领头的急忙掏出烟奔向工会领导，工会领导接过烟点上，有些不悦地说：“这地方太难找，脑袋都转晕了，不然早到了的。”

我看见领头的连忙塞给了工会领导两包烟，满脸赔笑说：“对不起啊，让您受累了，外面风大，您去鱼棚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我这就催他们下网。

您不到啊，不敢下网，我们一直在等着您呢。”

拖网捕鱼虽然慢一点，但一次下网就够了。

等到鱼集中到网里后，先用编织袋分袋装好，再把每袋过秤。

秤是那种长杆秤，需要两人抬起秤绳后，主秤人才能确定秤上的重量刻度。

工会领导的下属是主秤人，我负责记录每袋的重量，厂办人员监督装车并清点袋数。

过秤在鱼塘边的田埂上，活动空间有限，我站在五步开外的地方记录。

有好几次我看到，秤尾上翘一点后分明在往下落，但工会领导的下属眼疾手快赶紧托住秤尾保持水平，并马上给我报数了。

我记得小时候家乡集市上卖菜，都要让秤尾稍稍扬起，这才表明菜的份量够斤够两啊，这是个什么情况？我回头看看工会领导避风歇息的鱼棚，再想想李科长对我的“特别委派”

，我不能“太明白”

，老老实实地记下了数字。

称重装车完毕，晚饭安排在鱼棚里吃，领头的渔民劝工会领导喝点酒，他摇头说：“不得啊，这一回去，马上要分两拨，一拨送到镇里的部门，一拨还要连夜赶去县城里送，剩下的再送到厂部饭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