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砚清楚，作为统治阶级去打压商人从而维护他们的统治无可厚非。

一则商人流动性大，不易管理。

二则商人通过聚拢财富而享受和官僚一样优渥的生活，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三则怕经商成为风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会变少。

四则商人讲求等价交换，这种平等与统治者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产生冲突，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而至于商人剥削小农，唯利是图，实际上那些统治阶层才是最大的剥削者，只是他们站在了统治的地位，所以可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批判商人。

宁砚承认在如今的社会情况下重农抑商的确是应该的。

但要掌握一个度，过犹不及，因为工商业对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重农抑商在最初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进程，其消极作用只会越来越大，跟着历史的脚步一步步放松抑制的程度才是正确的做法。

管光武与他通信时与他说过一些他那个商人爹的近况。

在开始施行重商税法后，他爹跨州府的商队只出过一次就再也没出过了。

因为商税加上层层盘剥之下，利润只余半成甚至更少。

而且官服还会借着加征商税的由头，平白被官服没收了大量的财物。

虽然这样的确能为朝廷带来大笔的钱财收入，但却类似于杀鸡取卵了。

章严维冷笑一声。

“重？我倒不觉得，该是轻了才是。

农本商末，重赋之下商人就会减少，而少一批商人就能多一批农人，对国家有利无害。”

宁砚又道：“不知道章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存在即合理。

从春秋战国至今，商人从未消失过。

它存在，所以它合理。”

“汉朝时，西域丝路打开，商人来往于这条路，与西域互通有无，对两国邦交的作用肯定不能抹去。”

“大凉开海上商路，‘番麦’（玉米）等物得以传入大凉。

上元府之繁华，名传番邦，近半是坊市之故。

商人就真的一无是处吗？”

“商人投机，该抑，但不该抑的这么彻底，因为不是所有的投机都欺民。

世有一词，曰儒商，陶朱、子贡、白圭皆可列为此类。

不取不义之财，行慈善之举，这等人岂能用蠹虫二字形容。”

“太史公在《史记》中言：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大凉历来以民为本，民富才能国富，难道商人就不是大凉的民？”

“西汉恒宽的《盐铁论》亦有记载，铁器由商人私营之时，物价廉而质佳。

官营之后，价高而器钝，割草都难，百姓深苦之，若……”

章严维神色一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