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舍不得搞我，叫我放过他母亲，我也想答应他，但我做不到啊。

我的礼义廉耻、我长久以来接受的教育、我心里一直未曾消减的火光、郑强的死、那些无辜受难的群众，都叫我做不到放过她。

我知道我如蚍蜉撼树、飞蛾扑火，但就这么退缩回去，我做不到啊。

张晨吻上了我的嘴唇，有冰凉的液体落在我的脸颊上，他哭了。

我们亲吻着，意乱情迷，头晕目眩，他解开了我的眼罩，叫我看到了他的脸，眼圈红红的，却丝毫不能同柔弱联系在一起。

他一点点用后面吞进了我的性—器，脸色惨白得像锋利的纸张，他说：“陈和平，你欠我的，你知道么？”

我盯着他的眼睛，在他执拗的眼神里，勾起了嘲讽的笑：“张晨，我不欠你的，也不需要还你什么。”

我们做了这一夜，张晨在我失踪了三天，头没说什么，下属也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依旧有忙不完的工作，开不完的会，冬天悄然离开，春天翩然来临。

郑东阳在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来找我，他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没问我到底是怎么顺当回来的，我没有把手里的备份给他，一来不想拖他下水，二来其实我也没有自己想像的那样信任他。

证据提交上去了两个月，但没有丝毫的反馈和消息，可能是被张晨的母亲拦下来了，也可能是没有拦下来，但上面的领导出于某种考虑，暂时不予调查。

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七月份，头提职了，八月份，班子重组，我收到了外派调令，前往鹿市担任二把手。

鹿市并非沿海城市，也非贫苦地区，经济水平位居国内中层，政治地位一直不高，历任鹿市的头，大多止步省委，很难进一步。

鹿市的发展以重工业和矿业为主，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在国家整体重工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每年的gdp几乎成了一条精准的水平线。

这次外调对我而言，算得上是贬出了权利的核心圈，基本绝了再起来的可能。

我收到消息后没过多久，张晨的号码就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了，我想了想选择了拒接，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至少没有进监狱里或者死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但这场人事调动，让我很不甘心。

对，不甘心，并未做错任何事，因为触碰到潜在的规则，而遭遇打压的不甘心。

并非热血青年，也非不了解“规矩”

，只是再没有像此刻一样，渴望着权利，渴望着向上爬，渴望着最顶端的位置。

如果我的位置足够高、说的话足够有分量，我提交的证据会立刻变成行动的依据，我举报的贪官会有希望落马，我试图改变的现象会有所改善。

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我却一直拒绝相信。

骨子里，我从未将我自己看成一个“很有希望拥有更大权利”

的人，而是将自己看成和过去一样的普通人。

我天真地愿意相信人人平等，愿意相信政治清明、法律公正，愿意相信时间终究会给出满意的答案。

但这纸调令轻易地打碎了我的想法，我无法再信任或者寄托任何人调查事件的真相，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那些人”

一一落马。

我所拥有的筹码太少，在这一轮权利的游戏里输得干干净净。

我收拾好了所有必要的东西，离开了工作将近两年的办公楼，如无意外，在今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应当不会踏进这里了。

司机依旧尽职尽责地问我想去哪里，我握紧了手中的皮包，想了想，说：“送我去a大。”

a大是我的母校，我在那里度过了前半生最快活的一段时光。

我下了车，郑重向司机道了谢，缓慢地走进了校园的大门。

主教学楼的时钟指向了晚上八点，校园里路上的学生们并不多，我走在校园里，一些尘封已久的回忆，慢慢地翻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