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南京，曾经的六朝古都，曾经繁华的金陵，成了人间地狱。

日军的轰炸日益肆虐，尤其是南京陷落后，我们的教学秩序更是难以维持。

经常是我们正在上课，空袭警报就突然响起，我们不得已停了课。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快速藏起一些较为珍贵的物品，比如，热水瓶、笔记、书，然后，在轰炸警报声音的陪同下，跑到山上去。

这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的奔跑，有时候，只是地点发生一下改变，要么从学校跑，要么从宿舍跑。

我们不知道日军什么时候会正式攻打长沙。

同学们在圣经学院的大草坪上举行集会，我们悲壮挥泪，表示坚决抗战到底。

或许，这就是那时，中国青年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尽管，此时，我们手无寸铁。

然后，这里掀起了一股投笔从戎的热潮，同学们纷纷报名服务军旅。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的大哥和沈以诲。

此时此刻，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好吗。

长沙的未来不明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战火，会真正蔓延到这里。

虽然暂时没有大规模的硝烟，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长沙，将是今后日方重点进攻的目标。

再后来，经过慎重考虑，经过“留长沙还是去云南”

的艰难抉择，我们，又要迁校了。

炮火之中，学校仅仅在长沙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再次被迫转移。

正如校歌中的那一句“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

我们不信，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处让我们安放书桌的地方。

1938年1月20日，我又开始放寒假，这是学校常委会做出的决议。

下学期，我们将在昆明上课，师生要在3月15日之前赶往昆明报到。

那又是一次兵荒马乱，因为，迁校，远远不止一句话那么简单。

2月中旬，学校开始迁往昆明。

根据老师和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我们分海、陆两路，分别由三条路线前往昆明。

其中，有一路最为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