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有德接着说：“欢喜她的男知青就多了，明里暗里的追求，像蜜蜂围着香花嗡嗡打转。

她也接受男知青帮助，但就是不松口，讲还要回上海去，不能成家。

时间一长，这些男知青有些知难而退，有些有了女朋友。”

“后来也不要她放牧了，女同志嘛，草原上总归危险，天气变化快，风雨冰雹说来就来，还有野狼，她娇滴滴的，所以开始种地，种大豆，要晓得，我们当时有指标，达不成就扣工资，她每天五六点钟就走了，晚上七八点钟回宿舍，还是不够数，整个人都瘦脱一圈，领工资时薄薄几张，听说还要往上海家里寄生活费，日子过得相当拮据，即便背后吃糠咽菜，人面前还是清清爽爽的。”

袁绮笑道：“陆叔叔还说和她不熟悉呢！”

这么细节的地方至今都记忆犹新。

陆有德也摇头笑了：“我那会一直单身，也没女朋友，日子过的枯燥乏味，不想被逼疯，就得寻个目标转移注意力。”

说起当年秘事

陆有德继续讲：“人这一生的命运啊捉摸不定，以为到了绝路，却又绝路逢生，后来团里进行年底汇报演出，来了许多干部，舞台下坐了两三排，压轴唱的是《沙家浜》，张淑芬扮演阿庆嫂，头发盘成髻，蓝底白花的衣裳一穿，还真像那么回事，一场戏下来，没过一星期，就调到团里的小学校当老师去了。”

“蛮好的。”

袁绮道：“不用再受风吹日晒割像胶的苦，不过她坚守要回城不结婚，后来怎么反倒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

“好？！”

陆有德突然笑了笑，带着鼻腔与喉管共鸣发出的哼嗤声，说不出是恼愤还是薄鄙的意味，那是他青年时期一腔热血的孤勇，但也如昙花一现，或说的惨烈些，不过是回光返照。

人生的经历随着岁数每年叠加后，孤勇终将褪去，余生回归平静，也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了。

他的手在衣服口袋拍了拍，取出香烟和打火机，虽缺了一根手指，却丝毫不影响熟练点烟的姿势。

橙红的烟花刚在嘴边闪烁，李叔叔就冲他笑道：“此地禁止吸烟，你再吸两口，天花板的烟感器就要报警。”

把一碟子话梅糖递过来：“吃颗糖润润喉。”

陆有德歉意地笑，很配合的将香烟折断丢到地板上，踩灭了，还用脚底板搓了搓，捧起杯子吃口茶，看袁绮还耐心候着要听下文，叹息了一声：“张淑芬是个可怜的女人。”

袁绮没想到他莫明其妙冒出这么一句，笑道：“哪里可怜了？她那时年轻美丽，还会唱样板戏，放牧种地不行，就调动去小学教书，我听姆妈讲过，在团里能当老师是人人艳羡的香饽饽，工资高又不用做体力活，比起大多数知青来说，活的算是最幸运的！”

陆有德沉默会儿，才低低地说：“从前这些话我一定不会讲的，宁愿烂在肚皮里，我们那一批新疆知青也聚会过几趟，也聊起张淑芬过，讲她1993年才全家回沪，离开时，相熟的都来送行，没有谁瞧不起她。”

袁绮听得很疑惑：“陆叔叔，能讲得再明白些么！”

袁母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旁边听着，见他犹豫不言，笑道：“过去这么多年数，你还支支吾吾，讲出来又哪能？反正这辈子再碰不到面。”

陆有德笑了笑，大概想想也是这个道理，说前清咳了一嗓子，像是憋闷心底许久的秘密即将大白天下，连他的语气都带着一股亢奋和几分神秘色彩：“这是要追溯到张淑芬做教师的第三个年头，她已经28岁了，但真看不出，顶多20岁出点头，那时返城的政策已经有了，一些符合条件的也陆续在办回城手续，我们以为张淑芬应该是最容易回去的，因为她没谈恋爱没结婚，只要上海这边亲人接受，应该就没啥问题。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她一直没办下来，当时有讲：‘是上海亲人不接收。

’我还查了谁传出的闲话，倒也不假，是专办知青回城的组织部里透露出来的。”

袁绮暗自吃惊，这和张根发及其姊妹在法院调解室里讲的，倒有了些出入，转念一想，也非出入，他们只是这段隐瞒了没提，或许是觉得没提的必要也有可能。

听陆有德接着道：“大概这样又过有一年，我在上海的父亲为了我能回去，特地办理了病退，好顶替他的工作，这样我也开始准备返城，哪还有心思工作，说来无巧不成书，我去街上邮电局发电报，想催老头子快点发调令到农场来，被一辆马拉车横冲撞翻在地，腿痛得不得了，送被去医院救治，幸亏没有伤筋动骨，止血包扎后我从科室走出来，还想着赶紧去发电报，要么邮电局要下班了，一抬头瞧我看见了谁，竟然是张淑芬，她匆忙忙和我擦肩而过，一点没有注意到我，不过，她也确实不认得我！”

秦姗母亲的过往

“她手里拿着化验单，脸色很苍白，不透一丝血色，神情是凝重的，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陆有德道：“我想叫住她，问问情况，或表达些关切之意，但又觉得唐突，农场有卫生队，团里有医院，她却专门跑到这里来看病，想必就是怕被人发现。

也可以理解，在团里是守不住秘密的。”

袁绮认为他讲得过于详细了，迟迟未说到重点，想要插嘴提醒，看到他神情因陷入回忆而时间定格的样子，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静静听着。

他接着说：“我悄悄跟在她身后，看她闪身走进一间科室，还把门随手关紧了。

我看墙上贴的牌子，是妇产科。

我就站到靠窗的地方等，还抽了根烟，被经过的护士训了一顿，不过半刻钟左右，那门打开，她用手帕擦着眼泪急匆匆往楼下跑。

我就找到科室进去，想问问医生她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医生，戴着副眼镜，我还没开口，她倒先发声，‘你的爱人连病历本都忘记拿就走了。

’我并没有解释自己的身份，而是拿起病历本看了最新一页，你知道哪里看得懂，写得字跟鬼画符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