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朝廷内务部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将“虎列剌”

、“天然痘”

、“猩红热”

等在当时广为流传的疾病列为传染病，对疫情报告主体，传染病及疑似患者管理，乃至防疫所涉尸体处理，清洁消毒，隔离防疫，公共活动，公共卫生等都有具体规定，效仿明治政府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于颁布之日起在全国推行，但至于推行效果而言，可谓一言难尽。

根据传染病预防条例第四条，当传染病流行时，地方行政长官必须设立检疫委员，执行舟车检疫，疑似乘客以及执疫人等有染病之嫌疑，必须扣留。

当绥远地区发生鼠疫疫情之后，并未引起地方当局和朝廷的重视，治理专员熊希龄希望朝廷能够断绝疫情地区的水陆交通，京绥铁路所经过疫情地区，需要从速预防。

山西边界严禁居民出入，直隶地区民众既遭水祸兵灾，更急需得到朝廷医疗援助，否则，不仅攸关数千万生命，且为中外观瞻。

但朝廷当时正在调兵遣将，和奉军决一死战，对于疫源地的疫情以及防御迟迟没有回应，只是责成交通部派京绥铁路局的西医查核疫情。

直到五个月之后才正式成立以江朝宗为会长的中央防疫委员会，责成各地筹划防疫办法。

而此时，鼠疫疫情已经从绥远波及到山西直隶，并沿着正太铁路，北宁铁路，京汉铁路，京沪铁路传播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整个中原腹地全面沦陷。

相比起其他省份的手忙脚乱与束手无策，安徽省由于提前建立了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得以保全。

自从1925年刘瑞回到池州时，就开始进行卫生防疫宣传工作。

等到获得江淮巡抚的职位之后，立刻将原先的民间组织转变为官方机构，组建卫生局，设立卫生宣传处，通过报纸、广播、图书等传播媒介进行大范围的卫生防疫宣传，同时组织相关人员撰写了《防疫宣传大纲》和《防疫工作手册》。

搞艺术的那帮人还拍摄了关于卫生防疫宣传的科普电影，在各个地区巡回播放。

而最关键的则是在教育界的防疫宣传，通过逐步普及的小学教育，向整个安徽的新生一代开展卫生工作教育。

不光在整个中小学，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中都建立学校卫生委员会，还广泛开展全民卫生防疫教育，颁布了专门的卫生教材，开设相关课程。

随着汤飞凡的到来，刘瑞正式解锁了疫苗相关系统。

伍连德的机动防疫队携带着鼠疫，霍乱，白喉，伤寒等传染病疫苗赶在鼠疫进入安徽之前，于五月份抢先在铁路沿线地区注射了生菌疫苗，配合特效药链霉素，有惊无险的将鼠疫疫情抵挡在了省界之外。

民众向心力指数再次增加。

而在汤飞凡展现出自己的医学天赋之后，生菌疫苗也被更好的霍乱、伤寒、副伤寒混合菌苗所替代，一针下去，直接和四种传染病说拜拜。

除了官方行动外，整个安徽民间开始进行动员，组织民众进行清洁卫生，消灭传染病传播的媒介，改变不良的卫生习惯，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条件。

像鼠类、跳蚤之类的生物是各类传染病传播蔓延的重要媒介，因此清洁大扫除运动率先发起。

号召民众积极清扫住处，厨房，仓库等地方的卫生，保持干净卫生的居住环境，从而抑制有害生物的繁衍。

鼓励开展灭鼠灭蚤运动，到1927年七月，安徽累计共捕获692万只老鼠。

而在沿铁路传播的33万户疫区中，彻底消灭跳蚤的有户。

第二轮的五害卫生运动规模更大，针对蚊虫，苍蝇，虱子，跳蚤，老鼠五害，开展普遍性深入性的清扫垃圾疏通沟渠，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等工作。

伍连德结合自身数十年的疫情控制工作经验，与安徽地区较好的防治基础建立了一套公共卫生应急反应机制，将预防各类传染病作为了一项重要工作，包括预防、报告疫情、疫区隔离、封锁等举措，明确了相关奖惩制度。

由于这一轮的鼠疫疫情已经被确定为肺鼠疫，凤阳的汽车制造厂里，工人们都老老实实的戴上了口罩，身上的工作服也都是经过专门消毒之后才能进入车间。

在完成了一上午忙碌的工作之后，工人们在铛铛铛的铃声之中向食堂走去。

老孙头是一位钣金师傅，手艺上乘，在整座厂子里前三的存在，手里还带着十几个徒弟，这些人里面，最讨他欢心就是方三全，这个小子整天鞍前马后，不光在教学时目不转睛，学得格外认真，就连在工厂里的一些琐事也都办的格外妥当。

老孙头在中午下班后不同于行色匆匆去吃饭的其他工人，不紧不慢的收拾好上午的工作成果，将工具一一放在架子上，背着手溜达到预先约好的地方，方三全已经拎着两份饭在这喘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