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二人在说些什么体己话，已经出了宫门的杨林也开始向刘瑞质问起来。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厂子的核心机密生产技术送给朝廷？这难道不是为我们自己造了一个最大的对手吗？”

刘瑞按了按用来自欺欺人式伪装的金丝圆眼镜，不紧不慢的开口问道：“你觉得现在的朝廷怎么样？”

杨林不假思索的说道：“百足之虫，千疮百孔。”

刘瑞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杨林，眼里兴奋与自信的光芒让人下意识地以他为主。

“现在的朝廷早就不是太祖起兵时的朝廷了，上下一体，文武一心，百官清廉而修钱粮，将士精壮而兵甲足，起于淮泗之地，淮右白衣尽其才，吴越侠客争先登，是可谓新朝气象。

现在呢？

六部上层争权夺势，中下层官吏俸禄不足以奉养一家老小，县令一年90元，但除却自己，还要给下面的幕僚发放雇金，为此现在下层治理完全落入吏员与长老之手。

县令、知府、通判、兵马指挥、教授、税课大使，莫不唯地方鞍前马后，收受贿赂，成为当地秀才、贡员、监生、大族的代言人。”

“高宗在位期间，甘肃可以说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为此，高宗皇帝特批允许纳粮捐纳监生，在停捐之后，户部仍然每年划拨银两在甘肃采买粮食，但甘肃大小官员仍然为缺粮叫苦不迭。

于是乎，高宗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恢复捐监旧例。

经户部遵旨会议，认为可行。

高宗特别选派精明强干的朝廷一品大员王望担任布政使，专门负责办理甘肃收捐监粮。

结果王望明面上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暗地里和陕甘总督狼狈为奸，聚敛大量钱财，可以说甘肃全省官员都陷入了这场规模庞大的国难财中。”

“他们明令各州县一律折成银两收捐，每名国子监生收银55两。

为遮蔽捐监粮缺口，每年甘肃都向朝廷谎报灾情，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骗取朝廷赈济，还通过虚开赈灾粮款坐收其利。”

“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内外勾结，上下其手，竟然长期未被发觉。

不到三年时间，捐监600多万石，约有15万商民纳粮成为监生。

纳粮之多，监生之多，空前绝后，全国第一。

据事后统计，从高宗三十九年到四十六年，甘肃近30万人捐了监生，收银1500多万两，被官员冒赈吞没近300万两。

王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于高宗四十二年被提拔为浙江巡抚。”

“这项营收到下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时期更是愈演愈烈，花样翻新，其手段堪称本朝贪腐百科全书，现在西方那些帮忙逃税、退税的律师、会计，还有擅长做空投机的股票商在这些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等到高宗四十六年时，陕甘地区爆发回乱，和珅带领的朝廷大军上报说该地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无法通行，与先前当地官员报告的连年大旱情况相违背，这才被揭露开来。

尽管一宽再宽，还定下贪污两万两以上死罪的调子，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仍然达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及革职的更是难以计数，甘肃的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就连高宗皇帝都说‘从前恒文、方世俊、良卿、高积、钱度等，俱以贪赃枉法先后伏诛，然尚未至侵蚀灾粮、冒销国帑至数十万金，如王望之明目张胆、肆行无忌者。

’

可以说，大夏开国百余年，到高宗朝时，银子取代了秩序，钱财取代了才学，清者不能自清，只得隐绝于世；达者以泉开道，自有高官挑选。”

“从高宗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就接连查出浙江嘉湖道王燧贪纵营私案、甘肃通省冒赈案、乌鲁木齐冒销帑银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盗入官赀财案和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等六起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

常常是一人犯案，与其有关官员就会全部败露，一省官僚体系也随之瘫痪。”

“这也就是为何朝廷缺乏制度化的税收与地方财政系统，还能用不到全国GDP5%的财政供养起庞大又脆弱的官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