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倾斜的身体扶正了，说：“你们打算去哪？去做什么？”

“总之是到别的地方去生活，应该是广州或者深圳。”

“但是你们还不能结婚，不管到了哪，一起住总是不大方便吧。”

“能解决的。

我们可以买假身份证，到了外地马上去办结婚证，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她总是有办法让我惊讶。

她竟然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傅星甚至愿意立刻就走，是我让他先等一下，因为如果要养孩子，就不能两手空空。”

我差点说出“傅家不是很有钱吗”

，幸好咽了回去。

对于如何才能摆脱两手空空的境况，钟雁语焉不详，感觉他们仍没有做好准备。

她也不像是在暗示我从经济上伸出援手，首先，如果她真这么想，一定会直说。

其次，这个忙我也帮不上，除非去卖血。

虽然那时我在男女关系方面毫不开窍，但也隐约相信着，一个女人的幸福就是和爱人组建幸福家庭，因为似乎没有人不是这么想的，而我父母紧张得让我掉头发的关系，更让我相信这种观念就是真理。

我希望钟雁能得到幸福。

我到书报亭翻看了她说的《家庭医生》杂志，其中时常有关于妇女生育健康的文章。

我把封面上抱着幼孩、笑容动人的母亲，想象成钟雁的脸，自己也就默默地笑了；但是我始终无法把封面母亲身边那个高大，一只手插在口袋里的父亲，想象成傅星。

我宁愿把封面撕掉一半。

真奇怪，我过去从来不认为钟雁和傅星永远在一起，是一件会让我觉得不自在的事。

是那个我不想要的吻改变了一切。

我已经不太记得那是怎么发生的了，只记得情绪上受到的震颤和极度不愉快。

奇怪的是，我时常会刻意回想他，甚至在课堂上为此走神。

这不是因为怀念，而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想把这事“想明白”

的冲动。

许多人愿意记录将去世亲人在弥留之时的一言一行，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弄明白了坏事是怎么发生的，才能在心里画下句点。

但有一个细节是我始终没有弄清的，那就是我是否对傅星产生过足以让他误会的好感，哪怕只有一瞬间。

现在已经没办法追究了，除非时空倒流，让我能亲口质问过去的自己。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和钟雁约在寺庙见面，但到场的却只有傅星一人。

一看见他，本来在横栏上坐着的我立刻站起来。

他看起来相当疲劳，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背都没有挺直。

“钟雁呢？”

“她今天来不了。

她一个亲戚去世，跟着她妈去奔丧了。”

“那……那我回去了。”

“你别担心，我们之间的误会完全解除了，她愿意让我一个人来这里，也是为了证明她对我的信任。”

他觉得那是误会？我不觉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