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蘅看了无数遍，宁肯怀疑自己的眼睛。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确切无疑。

她收到了两封，不，是三封，连同玻璃下压着的一共三封，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信。

不新鲜，迟到四年，像一场恶作剧。

几乎一样的话，嬢嬢在信上说了三遍——终于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每月一封信，盼望能收到。

祖父病逝于正月初一，丧事被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张罗完了，她会继续写信。

落款时间一样是1973年正月十三。

老妇人落笔前大概在心里打过几次草稿，无论充当信纸的是什么，从不写出纸张所能承受的范围。

这三封几乎一样的信，唯一不同在纸。

毛边纸，报纸，香烟盒。

这样的递进，如果从高到低，那是一种极为不详的信号。

杜家以往拆信的错刀，刀柄上都包一层薄金。

祖父用的是白玉刀，仿西周玉戈的形制，没有纹饰，工艺精巧细气。

连开一封信的工具且讲究惯了的杜家，不会轻易用香烟盒纸来写信。

杜蘅无声地心悸。

香烟包装盒舒开不规则图形，嬢嬢娟秀漂亮的字迹整齐地躺在上头，无怨无悔。

字不委屈，看的人替它委屈。

杜蘅想象不到，也不愿意想象嬢嬢在怎样的情况下，怀揣怎样的心情，把字迹落到这张来历未名的香烟盒雪白雪白的内胆上。

如果杜家真的到了这一步，用纸如此拮据，连一张体面点的信纸也找不出来了，那么以嬢嬢的性子，绝不会把写信机会浪费在一信多书，多投广投上。

如果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呢？

先香烟盒，再报纸，再毛边纸？

似乎也无法解读出任何喜人的讯息。

香烟盒作为信纸的出现的那一刻，已经打破所有希望存在的可能性。

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杜蘅顿了顿，男人从身后抱住她，淡淡体嗅卷着春日草潮的生气，粗糙而平实。

“怎么了？”

她问。

陈顺说没有，一记吻落在发顶，口气沉沉的：“看你一个人这么站着，我心里没着落，就想抱你。

你在怀里，我就踏实了。”

他在门外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