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王大山、李红军和李德宝一直在忙活着出摊之前的筹备工作。

一上午，三人去百货大楼采购了10辆倒骑驴，让李德宝的兄弟们都骑回了招待所。

十辆倒骑驴一共花了2400块钱，李红军到银行把存折里的块钱都取了出来，用来付款。

从现在开始，这个生意王大山私人不再进行投入，只用每月的利润来持续运营。

买完了倒骑驴，王大山又让人统计了一线销售20多人的穿衣尺寸。

在李德宝的介绍下，来到国棉三厂，认识了一名销售部的主任。

王大山根据后世的T恤和束脚裤的造型，画了一套工作服的设计图，并要求在衣服上印上东北记大白山野生特产店的标志。

除了工作服外，还要求再增加一条围裙和一对套袖和一顶工作帽。

一共做了四十套，20个人每人两套。

贵是贵了点，但他也不在乎，关键是个快。

倒不是王大山奢侈，一个人给做两套工作服，而是国棉三厂是个大厂，做少了人家不愿意干。

40套，都是这位销售部主任勉强接下来的活。

40套工作服一共花了1200块钱，王大山也没有要求先付定金，而是让李红军直接一次性给了全款。

李红军付钱的时候心疼的直龇牙咧嘴，但王大山认为这钱必须得花。

如果在大街上，能够形成统一的形象，那就会加深客户的印象，统一服装，就相当于打广告了。

有人说，你不担心国家的政策对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吗？毕竟目前来说，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并不明朗。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人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同时期，国家也规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人数不能超过7人。

如果有人举报了王大山，王大山会不会吃不了兜着走？

对于这个问题，王大山也仔细的思考过了，但他却并不太担心。

1980年，徽省有一个叫年广九的个体户，创办了“傻子”

瓜子。

这位“傻子瓜子”

的创始人在大运动之前，就靠卖炒瓜子成了万元户，大运动结束那年就已经挣到了100万。

1979年，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

商标，请了人，开了公司。

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他又卖的便宜，使得生意越做越红火。

年广久又开始扩大规模，从最初的4个人，到10人，到100人……雇工最多时，他和儿子的工厂加一起有140多人。

每天炒出的瓜子，也从1万斤飙升到20万斤。

尽管每斤利润只1毛多钱，但每天卖出去20万斤，利润也高达2万多元。

于是，在1980年，也就是今年，年广九被举报了，他的举报材料被递到了最高领导的案头。

最高领导在充分肯定徽省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同时，对“傻子瓜子”

这样的个体经济形式也给予充分肯定，提出先“放一放”

，“看一看”

。

并在上半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