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的两个鉴定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铁证。

用田诗的话来说，人证可以作假，科学技术却是不可能作假。

这就要求辩护人找出一个合理的说法。

公安机关从郑方家里拿走了一把斧头，一把刀。

本来这些刀具在屠户家里出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现在在公安机关眼里，这就是一件可疑的事情。

最为关键的是那把斧头，经过砍痕鉴定，该斧头在实验样本上形成的砍痕与尸体肱骨上遗留的砍痕吻合一致。

另外在斧头上还发现一根毛发，经过检验血型为A型。

这与被害人苏玲的血型是相同的。

要知道在2000年前后，全国还没有推广应用DNA技术，血迹鉴定比对血型已经是比较科学权威的技术了。

砍痕一致，附着毛发血型一致，基本上就可以认定变把斧头就是凶器了。

再加上郑方本人的供述，这个案件基本上符合当初刑事案件的侦破标准了。

要想在案件上有所突破，就需要想办法把鉴定打掉。

不过，这是很难的。

相对于公安机关，律师并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

即使，有这个技术需要，相关技术部门也不会相应的技术支持。

这不得不说，是司法界的一个遗憾。

毕竟技术手段只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对于辩护一方是非常不利的。

“关于斧头，老家那里有最新的情况。”

正当田诗一筹莫展的时候，郑平传回了来自郑家村的最新消息。

“什么情况。”

“根据家里提供的情况，这把斧头并不是五叔的。”

“什么？不是郑方的，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家里？”

“五叔家里的斧头原来还有一把。

不对上次去村东头的郑友权家杀猪，斧头砍骨头砍豁了。

当时，郑友权就把自己的斧头给五叔了。

警方从五叔家里搜出的斧头，根本就不是他的斧头。”

“你说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今年的6月10日。”

“6月10日！

发现尸体的时间是6月7日！

也就是说不论这把斧头是不是凶器，你五叔都不存在使用其分尸的可能。

因为案发时，这把斧头还在郑友权家里，是不是。”

“没错。

郑友权的斧头上面有特殊的痕迹，在斧刃上有一个小小友字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