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折腾了十来天，他的一位在外地的学生千里迢迢赶过来，准备在老师弥留之际见最后一面。

当他翻阅了老师的病历记录，查看了所有的病理检查报告后，不禁哑然失笑，他以人格担保，果断地向院方提出建议：立即停掉所有的抗癌进口药，移出重症监护室，改为服用感冒药和大量补充葡萄糖生理盐水。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师母和院方勉为其难同意试试看。

哪料到换了治疗方案第三天，老师的高烧全退了，咳嗽等症状相继减轻至消失，很快便可进食，不几天就痊愈了。

院方、师母和子侄辈纷纷赞叹这位学生妙手回春，居然把老师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位学生连连摆手解释道：“不是我的医术比老师还高明，而是老师本来就是偶感风寒引起了小感冒，喝点红糖姜水就能好的。

是老师顾虑过多，竟把一些感冒的症状与癌症联系起来，撂在自己身上病因不明就乱用药，难免会越治越糟了。

这就是‘病不自治’呀！”

那小萝莉虽说不是至亲，但也算是牵肠挂肚之人，他可不敢擅作主张推荐用药和诊治哟。

思前想后，禹若冰觉得目前最为稳妥的选择，还是应当请教智者为上。

想到这些，他拿起手机翻找了一番，拨出一个号码。

“龚院长吗？我是禹若冰呀，下班后晚上有空吗，到我家来品尝二十年的普洱茶吧。”

禹若冰口中的龚院长，大名龚国安，原本是仙照市中心医院的常务副院长、药理学博士出身的主任医师和主任药师双料专家，和禹若冰同住在一个小区里。

由于禹若冰钻研中医药典籍的嗜好，而中药的药理学分析一直是这国粹的弱项，尽管早在先秦时代的《黄帝内经》便有了运用中医理论详解药物的先例，然而几千来医学界对中草药的药理研究一直滞后不前。

盖因为直到当代，作为漠视中医药的西医药理学，几乎不屑于用现代化分析手段来剖析中草药的药理。

禹若冰在小区散步时偶而结识了龚国安，几番交谈之后，便由舌剑唇枪转化为惺惺相惜，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起初，龚国安眼高于顶，颇有点儿瞧不起这读了几本中医药典籍便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二半调子。

然而，禹若冰研读中医药典籍，压根儿就不曾想一举成名成为什么医学大家，而是冀望通过研讨中医思维，来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思路而已。

所以，他对龚国安这样的药理学权威，也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

相反，他对现代药理学分析不逾中草药之界嗤之以鼻。

“老龚，不是我小看了你们这些西医的药理学大拿，为什么老外和咱们中国都不敢轻易涉足中医药药理学研究，说白了，就是你们见识浅薄，压根儿对中医药一知半解，不识庐山真面目，何谈攻克课题？”

文人相轻，禹若冰抨击起来丝毫不留情面。

“嗬嗬，别说的那么冠冕堂皇。

我从来就不反对中西医结合，也从不认为对中草药药理学的研究无用。

用现代药理学的说法，人们对中草药药理学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药效动力学，通俗地说就是注重于某种中草药的疗效而已，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登不上理论的大雅之堂的。”

龚国安自然是不服气。

在他看来，千百年来时至今日，尚未有一本中医药理学专着问世，归根结底是的确没有什么好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