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要紧事，魏星又到藏书馆研究起了周易。

周易的辞象含有不少诗歌，可称为诗象。

诗像与一般的辞象不同，除喻理表意之外，还有表情的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诗象又和一般诗歌不同。

虽然有些诗象，形象鲜明，音韵铿锵，艺术性很高，甚至不次于诗经的作品;但从性质上看，都不是作为反映生活的独立自足的艺术作品而存在，它只是被借用来喻理表意的手段。

它的特殊功能是给卦爻象中引发出来的抽象的义理戴上可感性的花冠，从而加强喻理表情的作用。

这是在伦理场合诗歌形象所具有的特异功能。

这一点，我国古人深诸其妙。

春秋时代外交会上的“赋诗言志”

，就是显着之例。

如《左传，信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外逃过秦。

秦穆公设宴欢迎。

席间重耳赋逸诗《河水》，以河水朝宗于海之象，比喻秦国胸怀宏大，能容纳天下来归的豪杰。

穆公则赋诗《小雅?六月》，以尹吉甫辅佐周宜王战胜捡犹的故事，喻示重耳返回晋国后必能建功立业。

这里所赋的《河水》和《六月》虽是原诗，但所取的不是原义，而是一般意义，属于客观意义的范畴。

赋诗多取首章，叫作赋诗断章。

在外交场合以诗喻意，既有礼貌，又有文采，在语言上还有灵活性，便于转圈。

另外，在论说文内或说理当中，古人也经常引用诗歌的形象，喻理表意。

这种作法，俯拾即是。

例如萄子在《儒效箱》中借用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第六章“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思是语助词）这欧项文王政治威望的诗句，来赞扬为人师表的儒者受到各方的崇敬。

这也是借诗明理的一种形式。

和赋诗言志一样，在先秦时代曾经形成一种风气。

这种借诗喻志的表现手法，最早不一定始于周易但如此自觉地精心地大量使用这种手法，应该说，始周易，因为周易是中国最早的成型着作。

因此，周易辞象中诗歌的取比，与诗经以及其他诗歌的比兴，形似而实异。

不过，有些学者对此却缺乏清醒的认识。

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斌辞考》中就曾申明:“周易中也有比兴式的诗歌，我们解释时也要用着诗的眼光来看它”

。

章学波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说过:”

....《易》虽包六艺，与《诗》（诗经）之比兴，尤为表里”

。

他们都把诗经中的诗和比兴作用，同表现周易卦交象义理的辞象之一的诗及其比兴作用等同看持。

对此，钱钟书先生却持不同观点。

他认为《易》象与诗象“貌同而心异，不可不辨。”

他分辨的理由是:

《易》之有象，取管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语本《淮南子，说山训》）。

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