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沉浸于工作中的何伟总算听到屋里动静，仓促放下手中钢笔上前查看情况。

两姐妹个头差不多高，对立而站时很难让外人分清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然而当视线移到两人脸上，一个饱经沧桑苦相脸，一个嫩白如玉少女颜，这下谁还能分不清谁大谁小。

“何慧，你又跟小黎吵什么呢？一家人和和气气讲话不好吗？”

何黎忍住不让自己哭，却在何伟揉着她肩膀安慰时猩红了眼眶。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就来指责我。”

何慧看了眼抹泪的何黎，讥讽一笑：“还一家人呢，爹死了娘改嫁，我们这还算个家吗？”

何伟无奈扶额，心累不已：“你又来了，怎么不算家？在外面流浪的孤儿才没有家，我们有房子住，有饭吃，你还不知足？”

“我凭什么知足？”

何慧冷笑，不愿再与他争辩，转身踢掉拖鞋，重新躺回了床上，“你还是先问问你亲爱的妹妹干了什么吧。”

气氛忽然变得沉默，沉默到昏天暗地，月光也一并沉寂了下去。

何伟把何黎带出里屋，合上房门后，他用手帕给她擦了擦泪，细声细语地问：“黎黎，什么情况？

何黎接过手帕胡乱在脸上抹了几下，深呼吸平复情绪后泪水总算制住。

她故作轻松地把周铭天的事对何伟复述了一遍，何伟听后眉心皱了皱，好在没有何慧那么大的反应，反而慢条斯理地拿过搪瓷杯给何黎倒了杯水。

“钱都已经给了，再要回来也不现实，再说那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选择帮忙，说不定过两天他会把钱还回来。”

何黎接过水杯咕隆灌了两大口，瓮声瓮气道：“是啊，我也是没办法了，总不可能看着周技术员死在我面前吧？”

何黎赌气似的吸了吸鼻子：“不管我姐怎么说我，那些钱总归是我自己攒的，我爱怎么花怎么花，她生气也没用。”

何伟欣慰地笑了起来，揉揉她的脑袋：“是了，犯不着哭，你自己的钱，爱怎么用怎么用，她管不着，至于后面几天的生活费……”

何黎担忧地望他一眼，何伟笑着说：“没事，大不了去我同事那儿借点应应急，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不成？”

何黎叹气：“只能这样了……”

其实何家三兄妹小时候关系特别好。

何黎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一出生就跟普通孩子不同，连接生的护士都夸这小婴儿漂亮可爱，长大后铁定是美人坯子。

因着俏皮可爱的模样，何黎打从出生起就是何家人捧在手心的掌上明珠，哥姐的护短更让她成为厂区小霸王。

当时家里全靠何正一个人养，日子过得拮据却很温馨幸福，家里要是只有一颗鸡蛋，哥姐俩就分蛋皮吃，其余的全部留给小妹，得了布票，头一个给小妹做新衣裳，何黎真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姑娘。

这份宠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也或许并没有改变，那只是“成长的代价”

，没有人会永远保持原状。

好景不长，1974年的春天，迎来知青下乡第二次热潮。

何黎她妈王琼是家庭主妇，她爸何正是红星机械厂一名普通职工。

那时整个何家只有何正一个人有工作，何伟何慧兄妹俩还在高中上学，于是在没有跟大家商量的情况下，何正把自己的工作给了何黎，俩哥哥姐姐只能跟随大部队下乡。

何伟对此并没有异议，认为自己是大哥，就该承担下乡的责任，而小妹是早产儿，体弱多病年龄又最小，下乡恐怕凶多吉少，她理应留在城里，替自己照顾父母。

何慧却不是这样想的，她成绩虽说比不上大哥，却也是考上了高中的，而小妹何黎的成绩差到初中都是擦线过的，未来一定考不上高中。

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何慧认为自己即使无法进入办公室当文员，也至少是工厂里有文化的技术工，再不济分配到脏乱差的车间干一些杂活，可她偏偏没想到那几年城里职位严重紧缺，缺到根本没有多余的岗位留给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下乡就成了迫在眉睫的办法。

可她不愿下乡，不愿自己的整个人生被浪费在山窝窝里，她不愿意！

凭什么是她去！

最后到底谁都没法改变自己的人生。

顶替父亲进厂上班后，何黎每个月领到的工资留一部分给家里开支用，剩下的全部寄给大哥和二姐，包括厂里有时候会分发一些福利品，什么牙膏牙刷肥皂，毛巾手套白糖……她一个不留，分别寄到两人所在的农场去。

何黎还和谢民做过几次见不得人的生意，下乡把农民家的农产品拿到黑市上兜售，分到的钱拿去换成全国粮票、布票、油票……有什么换什么，统统给哥姐捎去。

进农场后何伟倒是经常写信联系家人，何慧简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如果不是兄妹俩正好分在同一个城市，何伟时不时去何慧的农场看一看，何家人还不知道何慧到底是生是死。

何黎也单独给何慧寄过信，每年有六封，何慧一封都没拆开看过，好在她没把信扔掉，返城的时候一并带了回来，才知道每一封信里都装着一张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