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试虽然对秦刚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也容不得过于轻视。

在距离开试还剩下十天左右的时候。

秦刚还是暂时放下了两本教材的后续工作，开始进行必要的备考准备了。

前面说过，宋朝的科举考试经历了熙丰变法、以及之后的元佑更化，无论是整体的人才选拔机制，还是在具体的考核内容上，都在反复地进行着各种变化与更迭。

其中仅仅只是对于经义与诗赋何者为重的问题，就让当年参加数次考试的马伦深受其害。

在新皇帝赵煦登基后的元佑年间，虽然朝廷最终选择了调和，也就是在进士科的考试中兼顾了经义与诗赋，但是这种调和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具体来看高邮军的这次解试，已经提前公示于八月初举行，知高邮军的毛滂自然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军判及军学教授便是副主考。

解试的考试共有三场，分别安排在初五、初六、初七三天：第一场是大经义三道，《论语》、《孟子》各一道；第二场是诗或词一首与赋一篇；第三场是时务策论一篇。

由于三场考试内容各不相同，试题也是分别出的，所以在军解试中，考生每天考完后都可以先回家休息并准备好下一场的考试。

表面看来，这样调和后的综合考试既可以选拔经义策论出众的学子，也可以选出诗赋佳绝的文人，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

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的解试都是由当地主政官进行独立评定，所以录取的标准与关键，其实只是落在了主持考试与阅卷的具体主考官员手上。

比如说，主考官偏重于经义，尤其是当初偏于变法的新党，那么往往就只会关注于第一场与第三场的成绩，对于第二场诗赋成绩视而不见。

而元佑年间的保守派也分为两类，与苏轼的蜀党观点相近的，则会重视诗赋考试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只要第二场成绩优异，就肯定取中。

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其余旧党一众则专注于策论，只盯着第三场的考试分数决定名次。

所以在元佑以来的历次科举考试，马伦的悲剧不仅没法避免，反而越演越烈：

有的人在解试时以策论取了高分，但在省试时却因诗赋不佳而被黜落。

当然，也有那种一路考到殿试，每一次都能够恰巧全投了每一轮主考官偏好的幸运儿。

主持高邮军这次解试的毛滂，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蜀党，但他对于诗词的偏好，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所以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高邮军内的考生，都在极尽所能地恶补诗词方面的训练。

再不济的，也是要把毛知军的诗词作品集抄录下来，多多背诵记忆，哪怕考试时自己作不出来，抄袭模仿主考官的作品，也算是一个无奈之下的办法。

秦刚的考试策略已经十分明确：经义为底，诗赋看缘，策论凭功力。

意思是指，经义考试主要是看背诵与理解的，以他自己感觉的记忆力，对于这场考试的成绩并不担心，这应该是他应试的基本底气，基本可以确保优势不失。

而至于诗赋，只能等到考场上见到考题再说，能有记得的后世好诗就拿来搬运，没有的话，就按他近来琢磨出的经验去勉强拼凑也行，所以这块得看缘。

最后的策论，实际上才是秦刚最为擅长的。

时人往往最怵这块，但在他的眼里，这不就是后世最常见的议论文么？想当年，无论是在论坛，还是在博客，时不时会与他人进行隔空笔战，每一篇文章，从破题立论，到组织论据，再加层层论证，引经据典，旁证博引，往往都是直接在电脑上直接激昂文字，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