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不可思议的是，郑观应说，洋人的这些议员是通过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按照我的理解，议员应该就是洋人的大官了。

从小，老师们就告诉我，要认真研读朱子的思想，学好八股文。

将来一旦考上进士，皇帝就有机会看到你的文章。

只要你文章写的好，就可以被皇上选中，去当县令、知府，以后还有机会当上总督、大学士。

那是多么光宗耀祖的事情啊。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是谁写的八股文好，谁就去当官；而洋人却不考八股文，直接票选议员。

这也太奇怪了。

当时，我真的在想，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一定会让师傅他们，我们家、小萍家以及亲戚朋友们，都去选谭嗣同一票。

在我心中，谭嗣同绝对够格当上什么议员。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看了谭嗣同一眼。

而他却全神贯注地看着郑观应，眼神中有一种炽热。

“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

，我依稀记得，这是郑观应最后和我们讲的一句话。

离开郑府后，他们几人在路上还在热烈地讨论着。

我也想插话，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和祖冲之、杨正镜的相遇只是惊鸿一瞥。

三天后，他们两人又回去香港了。

临走时，康寿延真的在我们的见证下，把辫子剪掉了。

看着康寿延不停地摸着自己的小平头，我突然羡慕起来。

要是和祖冲之三人一样，我也剪个小平头，洗头起来应该很方便吧。

老实说，我嫌洗辫子、盘辫子等等太麻烦，通常都是五天才洗一次头。

要是走镖的时候，甚至十天才洗一次。

有时候，我都感觉到，长长的辫子里发霉了。

特别是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

十几天后，我和谭嗣同也离开了澳门。

杨鹤龄、康寿延两人送我们到城外。

临别时，康寿延赠送了两个怀表给我和谭嗣同，说是相聚太难，留个念想。

在回去京城的路上，谭嗣同常常问我，中国该不该像洋人那样，去推行议会制度，用郑观应的话说，那叫做君主立宪制。

我只能支支吾吾。

显然，他无法在我这里得到任何答案。

回到北京后，我们两人渐渐和祖冲之他们失去了联系。